达（bagdag）、吉慈尼（ghazni）、弼笆罗（berbera）、麻离拔（murbat）和大秦等地，这是中国人最早知道的蕃香之一，我国古代史籍《续汉书》、《粱书》、《本草图经》、《名医别录》多有记载。《诸蕃志》卷下载：“苏合香油，出大食国，气味大抵类笃耨，以浓而无滓为上，番人多用以涂身。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。可合软膏，及入医用。”［[48]］

从这一时期汉文史料的记载来看，阿拉伯民族引进、输入的海外药材，不仅增加了中国药物学的种类，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的进步和发展。这一时期修成的药物学著作中，收入了许多从阿拉伯输入的药材。在官方药典及通行的若干特效药中，有不少是以大食药品做主药的。如乳香，在治疗外科疾病方面，具有止痛、生肌的作用；檀香，理气和胃；胡椒，温中、下气、清痰、解毒；沉香，降气温中、暖肾纳气；降真香，理气、止血、定痛、利水通；槟榔，杀虫、破积、下气、行水；玳瑁，清痰、解毒、镇静。这些药物被临床广泛应用，出现了许多进口药组成的新药方，如乳香没药丸、玳瑁丸、槟榔丸、檀香汤、胡椒汤等。［[49]］

由于阿拉伯和中国在气候上有很大的相似形，这些新输入的药材品种，逐渐适应了中国的气候和水文环境，成为中国农副业经济品种中的新成员。同时，这些新输入的药材品种，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：“宋之经费，茶、盐、矾之外，惟香之为利博”。［[50]］漆侠先生在《宋代经济史》中，对阿拉伯药材在宋代社会经济中所起的作用，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。他说：“香料之进口，丰富了我国药物的内容，促进了我国古代医学和保健事业的发展，对宋政府的财政收入，也有着重大的作用。”［[51]］

总之，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业和药材业品种在中国的传入，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学与社会意义。这些新经济品种，不仅增加了我国农业、种植业及药材业的种类，而且也丰富了我国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，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开发，起到了重要地促进作用。而且也为回回民族长期留居中国，创造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。这些宝贵的经验，对我们今天进行资源开发和利用，发挥***民族同***国家的交往，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的进步与发展，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。

医书先秦：《神农本草经》神农氏《皇帝内经》

汉代：马王堆汉墓医书《黄帝内经素问》、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、张仲景《金匮要略》古代著名医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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