露出爪子伤害到他的形状，心里头更软了，放慢了语速，继续说道：“儿臣知道，自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，经筵讲学的礼仪规矩，已经有了固定的模式。”

“可是儿臣却想着，宋初的时候，沿袭汉唐制度，讲官的礼仪和他们的身份剥离开来，皇帝正襟危坐，侍奉的大臣们也安坐，轮到谁进讲，谁就自由站立或者安坐，自行搭配肢体语言的模式。

“儿臣认为，不管讲官在平时是多么卑微的身份，只要在他们给皇帝讲学的时候，言之有物，有理有据，让皇帝切实的可以学到新知识，于国于民有益处，那就有资格安坐。不是因为他们有没有一个“帝师”的名头。”

古华夏的公元1068年，宋朝神宗皇帝在位，韩维等大臣主张皇帝应该给讲臣们赐座，让他们能够舒舒服服的讲学。龚鼎臣等大臣则认为，讲臣们不过是讲解前人的学说，没有帝师的资格，“岂可专席安坐，以自取重？”

因大臣们意见达不成一致，神宗皇帝就去询问曾公亮大人，曾公亮大人直言相劝，经筵应该遵守宋初和汉唐的礼仪制度。但是当神宗皇帝听从大臣们的意见，赏赐王安石大人坐着讲经的时候，心怀忐忑，心里明镜的王安石大人并不敢坐。

因为汉唐和宋初的讲官们是理所当然，大大方方的做下来，而皇权发展到了神宗时期，却变成了“赐座”。自幼就有神童之名的王安石大人，当然明白这里面的不同。

从此以后，臣子们跪着听讲也就成了经筵的固有模式。到了前朝，经筵礼仪发展的更加严密，尊卑分明，皇帝御驾文华殿，所有的大臣都要在丹陛上行五拜三叩首大礼。

鸿肿寺官员在御座之前和讲官的前面各自摆放一张书案。赞礼官呼唱之后，身穿红袍的讲官和身穿蓝袍的展书官出列，讲官叩头行礼后，展书官就“跪着膝行”接近皇帝的书案，轻轻的打开皇帝御用的书本讲义，用鎏金小铜尺压平，不敢发出一点儿声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