还要有顺畅的花钱途径，才不至于拮据。

而在杨锐的论文中，诱变果蝇细胞需要果蝇，若是看着欧美的参考资料做，最好的办法是购买亲代果蝇，然后在专业用具的帮助下，自己培养。

然而，国内却没有那么方便购买到想要的果蝇和专业用具，于是，自己培养的不止是子代果蝇，还需要确定亲代果蝇的状态，于是，杨锐的参考文献里，出现了中文期刊的文章。

类似的情况还有克隆突变基因时所需的各种试剂，欧美研究员都是习惯从生物公司购买现成的，就像是后世的国内实验室也一样，这样做最简单，试剂的性质可追踪。

然而，不是所有的试剂都适合采购和运送回北京的，没有又必须要用的试剂，杨锐就得自己合成出来。这些选择试剂的内容，自然不用发表在正文中，但在参考文献的一栏里，却是添上了有关试剂合成的论文。

这种拮据不是中国特有的拮据，它是所有不发达地区的研究者所面临的问题。

而杨锐所暴露出来的挣扎，也不是真实的挣扎，而是每一次选择前的自我怀疑。

在一次实验就可能毁掉几个月成果的科研世界，再成功的学者，也摆脱不了浓郁的自我怀疑。

而在中国，所有伟大的发现，都是在拮据和挣扎之后创生的。

老师们默契的坐在椅子上，或者看手里的论文，或者看那些看论文的人。

这有点像是国旗下的肃静，既有外表的沉静，又有内心的激荡，更多的是尊重与自重，还有同宗同种的自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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